2019年8月26日下午，北京市金融街中心一层“i客厅”里座无虚席，一场围绕“聚焦金融业扩大开放 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主题研讨会在这里举行。多位知名经济专家、学者围绕该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北京是国家的金融管理中心，而北京的金融街在中国整个金融生态中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1993年，北京市金融街自建设之初，就承担着建设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使命。 

　　如今，伴随国家新一轮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北京市金融街将金融业与服务业对外开放相结合，着力提升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服务能力，聚焦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科技风险管理、金融监管，集聚承接国家金融改革和开放的任务。在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机制建设规划框架下，加强债券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建设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并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探索监管“沙盒机制”，促进金融发展，防范金融风险。 

　　围绕这些任务，金融街出台了18项对外开放措施和28项具体的举措，北京市金融街服务局副局长卢五星介绍，“首先，金融街将会加大对国际金融机构引进力度，提升区域机构国际化水平。2019年以来，很多知名机构落地在金融街，包括SWIFT跟网联合作的公司，大河证券正在向证监会申请牌照。其次，不断提升金融街发展品质，提升区域发展活力和国际影响力。我们正在制定促进金融街开放的新10条，并组织了相关专题的国际活动，加强与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交流，包括新兴的金融中心城市，比如说摩洛哥等。目前已经形成了定期互访机制。最后，是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承接金融开放试点政策落地。” 

　　卢五星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虽然当前国际环境日益复杂，但是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金融街‘引进来’，‘走出去’的决心不会降低。” 

　　研讨会上，多位专家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就金融业扩大开放，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贾康：以扩大有效投融资提振经济 

　　对于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认为，突出特征是经济下行压力明显，除了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直接影响因素之外，外部的压力也跟内部的矛盾凸现因素相交织，形成了很大不的确定性和市场上的不良预期。“这就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在深水区攻艰克难，坚定不移地全面扩大开放，并注重在以多边博弈反制美国的同时，着力扩大内需，利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非常可观的发展和升级空间，以及经济成长的韧性、回旋余地，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贾康说。 

　　在扩大内需方面，贾康认为必须以扩大有效投融资为首要着力点。“要以有效投资和潜力、活力的释放，来支撑中国扩大消费的可持续性。消费是投融资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没有有效投融资支撑的消费，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面对贸易战的严峻局面，如果我们讲扩大消费而不讲扩大投资，其实就成了‘太阿倒持’”。 

　　2019年上半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5.8%。在贾康看来，这与中国巨大而有效的投资空间和当下扩大内需的迫切需要，极不相称，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和警觉。“中央已经把原来‘去杠杆’的表述调整为‘稳杠杆’，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以这样的货币政策再匹配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经济学的解读来说，这就是为了支持适度扩张。在这个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下，当前应该采取有力措施，以机制创新、优化结构、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为重点，提振投融资的动力机制和整个经济运行的景气态势”。 

　　王广宇：深化权益金融改革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广宇认为，金融供给侧改革要把“开放+补短板”当作整个改革的主基调。同时，重视权益金融，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让权益金融改革能有更大的步伐。 

　　最近几年来，从欧洲银行的体系、美洲的银行体系到中国的银行体系都在讨论开放银行。王广宇认为，金融机构开放的驱动因素是来自多方面的，包括监管部门要求开放创新；必须要及时地开放以适应客户快速变化的需求；科技支持条件的变化，使得他们有机会开放；整个市场竞争和合作的环境要求他们在开放中才能竞争获胜。“这是今天的金融体系向未来迁移必须要面临的挑战。下一阶段整个金融体系服务要越来越场景化，业务体系扁平化，参与方多元化，金融服务能力综合化，这些能力无一不是在开放的体系下实现的。我们在迎接新金融变革的浪潮的时候，应该把‘开放和补短板’作为改革出发点的主要方向。”王广宇说。 

　　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因此，金融不能仅停留在服务实体经济，而要更加致力于培育发展的新动能。 

　　王广宇表示，从全世界金融业较为发达的经济体比较来看，更多的科技创新出现在美国，这是因为很长时间内，以日本、欧洲为代表的金融体系走的是以间接融资，以银行为核心的发展之路。美国则是走以市场主导型，以债券、投资为主的直接金融发展体系。科技创投的行业里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经济体里面没有一套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科技创新很难变成现实。“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发，中美贸易摩擦，其实有一个核心问题是聚焦在对科技、知识产权的竞争上。如果中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科技产业、关键技术、知识产权方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王广宇说。 

　　陈道富：金融开放要以金融稳定为基础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看来，扩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组成部分。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有助于中国建立在微观主体独立下的、基于规则的金融体系。当前，中国已经具备了金融服务业更加彻底的对外开放，也具备一定程度资本项下，也就是资金跨境流动下的开放。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可以通过开放更好地促进国内的金融改革，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促进国内金融规则的形成和完善。 

　　陈道富表示，扩大金融开放，可以直接引入多样化的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金融交易。而不同理念、规则、行为的碰撞，更容易推动国内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金融“开放促改革”要能真正推动“改革”，最重要的是要有“包容”的态度，需要通过开放过程中产生的行为、冲突、规则上面的碰撞，以及理念上的困惑来推动中国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来看中国现有的规则。 

　　陈道富强调，扩大金融开放一方面要跟中国的监管能力相协调；另一方面需要监管制度根据金融扩大开放后主体特征，业务和行为的风险、成本承担等特征进行必要修改，使得权责利能更一致。 

　　金融扩大开放是以金融稳定或者说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能力为基础的。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主体的多元化。随着金融扩大开放，必然会引进越来越多的外资主体，越来越独立的外资主体将会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发挥作用。 

　　而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增多，业务和资金操作在国内市场中的地位将越发突出，管理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境外的股东，境内和境外的跨境业务和资金，涉及到在中国境内机构的社会责任的问题。现有监管和法规，并不能完全覆盖这些因金融扩大开放带来的问题。所以有必要针对越来越开放的情况，在监管方面，在风险方面做出相应的规范。 

　　陈道富表示，开放本身不是一个目标，开放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国内的改革，最终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要使金融开放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着眼于本国的金融改革，让本国的金融体系能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